从国际竞争力排名看香港未来努力方向
香港回归祖国26年以来， 虽历经97亚洲金融风暴、03非典侵袭、08全球金融危机和COVID-19 疫情等种种挑战，但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经济保持繁荣稳定，国际竞争力排名稳居全球前列。随着疫情影响的消散，预计香港未来几年国际竞争力排名将有所回升。建议社会各界协同合作，全力推进科创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提升香港的营商效率， 并对高物价、老龄化等问题及早采取应对措施，从而不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一、香港的总体排名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其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具体而言，国际竞争力关注某一地区经济运行的事后结果和未来发展潜能，包括决定经济运行的各种客观因素和体制、管理、政策及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是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综合竞争能力的一种系统、全面的反映和评价。
回归祖国以来， 香港在经济发展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荣誉。和全球同期发展相比，香港人均GDP增速显著快于全球平均增速。以世界银行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价体系，香港2021年人均GDP为44,481美元，与回归前的1996年相比上升74%，超过同时期全球53% 的增速。考虑到过去30年，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总体快于发达经济体，香港能实现人均GDP增速快于全球平均增速，是高国际竞争力的最佳体现。
从国际排名来看，目前，世界上较为常用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主要有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其中，前者从1979年开始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评价，是国际上从事竞争力评价最著名的机构之一。自2004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通过环境、市场、人力资本、创新生态4大维度及12个子维度，采用等权重的方式对选定的14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综合评价，进而给出排名。香港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由2005 年的第14 名稳步上升至2019年的第3名。2020年起，因COVID-19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导致多项资料缺失，世界经济论坛暂停公布排名。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自1989年开始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是国际上知名度和关注度较高的竞争力指标排名体系。该报告综合考虑经济表现、政府效率、营商效率，以及基础建设4个维度，并下设20个子维度，共对6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其底层指针由客观数据、问卷评价及背景资料，共三百多个个指标构成。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赋予客观数据更高权重，客观数据和主观评价在综合得分中分别占2/3和1/3。自回归祖国以来，香港一直在该排名上名列前茅，过去几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香港的排名总体有所下降，在最新出炉的2023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香港位列第7。
由于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体系大体类似，而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只更新到疫情前的2019年，接下去我们将着重分析香港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排名情况，来探究香港未来努力方向。
二、优势与不足
2023年6月，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新一期的全球竞争力报告《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Booklet 2023》，对所选的64个经济体在2022年的表现进行排名。香港在该报告中排名第7，相比于2022 年第5 的排名略有下降。总体而言，香港在法制、税收政策、国际投资与贸易等领域仍极具优势，但在物价和本地经济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具体而言：
在经济表现上，受疫情影响拖累，香港排名仅第36。2022年初，香港新一波疫情严重打击经济活动和气氛，使得原本正在复苏的经济再受重创，迭加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世界主要央行急剧收紧货币政策，全年GDP 录得3.5%的跌幅，在经济表现这一子项中排名56，严重拖累了香港的总排名。在就业方面，2022年初新一波疫情阻断了就业市场复苏进程，接触密集型行业在严厉的社交距离规定下不得不采取裁员的措施，到4月失业率曾回升到5.4%。其后随着疫情趋势性受控，失业率又重回下降通道，到年底降至3.5%，但仍高于疫情前3% 左右的失业率。在就业这一子项中，香港排名仅为45。此外，香港土地资源稀缺，人口密集，城市化程度极高，一直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地区之一，在物价这一子项中排名第64。而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方面，香港仍极具竞争力，排名分别为第5和第3。在“一国两制”下，《基本法》赋予香港单独的关税区地位，并允许香港以单独成员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根据世贸组织的资料，在2021年，香港是全球第6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也是全球第20大商业服务经济体，并与31个海外经济体签订了22份投资协议。
在政府效率上，香港仍保持很高的竞争力，总体排名全球第2。香港法制优势显著，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和法规，是一个重视廉洁和法治的社会，法律监管架构与国际接轨，并与时并进，在2023年的排名中继续蝉联全球第1。香港具有低税率、简单而具竞争力的税制。香港税务的优胜之处在于只设三项直接税：利得税、个人薪俸税和物业税。香港是世界上企业税最低的地区之一，企业及个人客户可于香港享有简单透明的税制，以及低廉的税负，在2023年税收政策排名中，香港位列第3。公共财政方面，受疫情影响，香港2022至23年度录得1,398亿港元赤字，是史上第2 高的水平，导致排名相较于往年有所下降至第8，但目前香港财政储备仍超过8,000 亿港元，储备水平稳健。此外，香港采用“一国两制”的体制，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在体制这一子项中香港排名11，总体较为稳定。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香港形成了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框架，在社会框架这一子项排名中，香港近些年稳中有升，在2023年的全球竞争力中位列第28。
在营商效率上，受疫情拖累，香港排名有所下降，位列第11，各子项排名亦有所下降。受2022年初香港本地新一波疫情冲击，香港实施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与外界无法通关，严重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生产效率这一子项的排名从2022年的第6下滑到2023年的第12。香港一直都是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在银行、保险、资管、外汇交易、专业服务、金融监管等领域位居全球前列。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香港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业积极协调，推出一系列支持措施，金融系统和市场运作基本畅顺。不过股市受疫情影响较大，2022年港股波动性加剧，恒生指数反复向下，到10月份曾跌至14,59点。IPO也大受影响，拖累了金融项的排名，至第13。香港的劳动市场高度竞争，并涵盖广泛的行业领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市场，不过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对香港劳动市场的竞争力有所影响，劳动市场子项排名从2022年的20微跌至2023年的24。从营商效率的角度看，香港的管理被广泛认为是高效、灵活和透明的，具体体现在简化的商业注册和办理业务流程，法制体系公正透明。管理在2023年的排名中仍然较为强劲，位列第6。此外，香港在价值观这一子项排名上有所回升，从2022年的第16升至2023年的第11。
在基础建设上，香港大体维持稳定，排名全球13。香港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优势显著，香港国际机场曾多次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和最繁忙的客运机场之一、全球最大的航空货运中心之一；同时，香港是全球顶尖的海空货运枢纽，全球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此外，香港公共交通网络准确可靠，巴士、轮渡、的士、地铁和电车四通八达。新冠疫情影响下，香港与外界交通不畅，同时一些重要基建工程有所搁置，导致香港在基础设施这一子项中排名11，虽与2022年排名持平，但与5年前的第3相比下降不少。香港在科技这一子项上排名稳中有升，2023年排名第5，相比2019年的第18提升不少。主要得益于香港对科技越来越重视，也将创新科技作为本轮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过去几年，特区政府投放超过上千亿港元支持发展创科，本地的研发总开支也上升迅速，初创企业生态系统蓬勃发展，科学园及数码港的研发及工作空间供不应求。香港的科学排名稳定在23-24左右，健康环境排名有所上升，从2019年的20稳步上升至2022年的18，再到今年的16。此外，香港的教育排名也呈上升趋势，从2019年的16一路上升至今年的第9。香港高校近些年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屡创佳绩，在2024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共有5 所大学跻身全球前100强。
三、趋势与建议
2023年以来，新冠疫情对香港的影响大幅减弱，香港已于年初实现与外界通关，经济迎来稳步复苏，预计香港未来几年国际竞争力排名将有所回升。建议社会各界协同合作，全力推进科创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提升香港的营商效率，并对高物价、老龄化等问题及早采取应对措施，从而不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以来，香港经济稳步复苏，利好国际竞争力排名的提升。本地经济增长是国际竞争力排名的最重要指标，不仅涉及的指标最多，加总的权重也最大。新冠疫情爆发后，香港经济屡遭重创，也是近些年香港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有所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对香港的影响大幅减弱，香港已于年初实现与外界通关。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上升2.7%，是连续4 个季度负增长后的首次上升，其中消费、投资等数据有大幅好转，失业率也是稳步下降，利好本地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生产效率、公共财政、劳动市场、金融等相关子项排名的提升。往前看，香港有望在近期正式加入RCEP，迭加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利好因素，香港已开启后疫情时代发展新篇章，预计香港未来几年国际竞争力排名将有所回升。
建议社会各界协同合作，共同提升香港的营商效率。疫情这三年，香港的营商效率受物理硬约束的影响有所下降，目前正在全力恢复的过程中。其实，要提升香港的营商效率，不单单是政府的职责，更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建议特区政府进一步简化商业注册和办理业务的行政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并加强法制和监管体系，确保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创业活动。建议香港在各个层面推动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在线服务和数字化平台，方便企业和个人办理业务，提高效率和便利性。建议继续投资和改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能源等领域，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运营条件。建议鼓励公私合作，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良好合作机制，共同推进营商环境的改善。唯有从各个方面共同努力，香港的营商效率才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进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建议全力推进科创基础设施建设，紧盯打造国际科创中心的目标。国家“十四五”规划在鼓励香港继续保持强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拥有顶尖的基础科研力量，原始创新能力居亚太区前列，五大高校进入世界大学100强，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全球科研人才的吸引，以及一流的金融配套服务等软基建方面优势显著，但在科技“硬基建”方面，仍存在很大的不足。“创新科技是启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建议稳步落实2022年《施政报告》提出的制定产业蓝图，运输基建先行，支持初创企业这三个方面的政策，加大科创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鼓励香港与世界最前沿科技保持沟通，推动香港创新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框架下，加快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建设，开拓香港发展科创产业、宜居空间和高教平台，为香港和国家的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和人才支持。
建议关注高物价、老龄化加剧等问题，及早采取应对措施。香港高物价，最大根源是高房价，建议香港政府以“供给侧改革”作为政策发力点，多管齐下，大幅增加房屋供给，精简流程加快建屋速度，跟上市民日益增加的对房屋的刚性需求，也可以考虑将商业私营地产与民生公营地产适度分离，在通过降低房价来降低物价的同时，也避免了房价大幅波动带来的影响。老龄化方面，目前，香港65岁及以上的比例已达到21.4%，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香港的老龄化问题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发布的《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到2069年，香港65岁及以上长者占比将上升至38%，这对香港的劳动市场是一个巨大隐患。建议政府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可以考虑制定更积极的人才吸纳政策，鼓励生育，同时扩大试点港人大湾区养老等政策选项。
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经济研究员 陈蒋辉
港深协同发展新模式探析
国家2019年2月对外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至今已逾4年时间。这期间经历了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美联储急速加息、地缘政治风险升温等诸多方面冲击，大湾区整体呈现出发展稳健、经济韧性强的态势。面对全球其他区域的激烈竞争，大湾区未来需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核心城市之间协同合作模式。港深作为境外与境内最重要的两个核心城市，地理相邻、文化相通、利益相融，被寄予厚望。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港深在大湾区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合作历史，探究两地在金融、科技、民生、先进制造业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模式，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金融业在港深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及机遇。
一、港深的角色与定位
香港和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境外著名的全球金融中心，另一个是境内最具活力的开放性样板城市。从大湾区整体规划层面来看，两个城市分别承担着金融引擎和科技引擎的作用，是大湾区整体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火车头。
（一）香港承担金融引擎角色
香港长期位列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前4位，金融服务业整体实力雄厚，是大湾区乃至整个内地发展的金融引擎。据市场公开资料，香港拥有全球100家顶尖银行中的 78 家，基金管理业务规模处于亚洲领先地位；股票市场市值处于全球第7位和亚洲第 4 位（2023年3月底），保险业务是全亚洲最集中的地点，债券市场是亚洲机构发行国际债的区域中心，私募基金市场位列亚洲第2。同时，作为中西交流的窗口，香港是内地资本市场开放的首选试点城市，一直是内地与境外市场之间的“超级联系人”，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境外的首站，也是境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桥头堡。
具体来看，香港的金融引擎角色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内地企业境外融资的首选平台。目前，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数目占比超过一半，市值占比约八成；二是内地金融市场开放的试验场。股票通、债券通、理财通、私募通、互换通等互联互通产品均率先于香港试点；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先行者。长期以来，香港离岸人民币清算量占全球比例高达七成以上；四是内地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香港有能力成为内地绿色融资、绿色标准对接、碳市场建设的重要贡献力量；五是内地金融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已逐渐成为内地应对全球大变局的金融防火墙，在金融风险监控、应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深圳承担科技引擎角色
深圳被市场称为“中国硅谷”，连续4年在科技部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中位列第1，已实质成为大湾区发展的科技引擎。按官方公布数据， 2022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到了1.33 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市生产总值比例提升至41.1%，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均为全国城市第1名。高新技术企业数目达 2.3 万家，全国第2位。
具体来看，深圳的科技引擎角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湾区科创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平台。深圳已初步具备科创产业的聚集效应，过去曾成功培育华为、腾讯、大疆等数家大型科技企业，有效促进了科技创新，以及人才汇聚。此外，按深圳政府部门统计，香港高校已在深圳累积设立了88个与产业相关的研究机构，孵化了 265 家科技企业；二是湾区科技产业发展的头雁。深圳大批的科技头部企业具有引领作用，赋能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带动了周边城市共同发展，共同打造科技产业生态；三是港深科创合作的主要推动者。港深两地政府正以“一区两园”的模式，共同推进建设大湾区内唯一的科创主题平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目标在于重点发展医疗科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机械人、新材料、微电子、金融科技等六大领域；四是港澳科创活动的资助者。按深圳政府部门数据，2019年至今，深圳累积资助港深澳科技项目逾 2 亿元人民币，其中9,730万元已投入跨境科研活动。
二、港深合作历程
港深合作始于内地改革开放，香港企业以深圳为桥头堡大举进军内地。双方合作领域，由制造业逐步延伸至民生、金融、科技等领域，合作模式先后经历了单向输出、双向交流，以及全面协同发展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单向输出模式
内地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曾单向地向深圳输出资本、设备、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成就了双方“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也大大促进了深圳制造业加香港服务业的两地分工格局的形成。过程中，香港凭借资本技术雄厚、对外服务能力强等优势，负责境外订单承接、市场营销，以及新产品设计等功能，扮演“店”的角色；深圳则凭借运营成本低、资源充裕等优势，承担制造、加工、装配、仓储等功能，扮演“厂”的角色。据市场公开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的20年期间，香港向深圳累积投资总金融超70亿美元，成功助力深圳经济实现腾飞。
（二）第二阶段双向交流模式
香港回归前后，随着深圳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企业或机构开始拓展境外业务，并以香港作为境外的首个停靠站，标志着港深两地的合作关系实现第一次升级，即从单向输出变为双向交流。过程中，境外资金与技术仍以香港为主要中转站，源源不断地流向深圳等内地城市，参与当地经济建设。同时，以深圳为代表的内地资金、技术方案等开始投向香港，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建设，并以香港为区域或全球总部进一步拓展境外业务。据市场公开资料，深圳目前已累计在香港设立企业及机构超 6,000家，累计协议投资金额超400亿美元。
（三）第三阶段全面协同发展模式
2019年国家颁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随后几年内地各级政府先后发布各类政策支持文件约 30 份，涵盖民生、金融、科技、跨境等诸多领域，旨在推进大湾区进一步深化发展，实现协同共赢，打造成为世界级湾区。同时，近年香港转型发展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融入大湾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倡议已渐渐成为香港社会各界的共识，深圳等大湾区城市亦提出要与香港进行规则衔接及机制对接，标志着港深合作关系开始第二次升级，即由双向交流进一步会提升至全面协同发展。
三、港深合作步入深水区
港深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未来发展潜力较大。若将两个城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加总计算（见表），2022年的生产总值已进入全球前 20大经济体之列，其余规模类指针（如人口、面积、金融机构存贷余额、股市市值、海空港吞吐量等）均大幅抛离亚洲近邻新加坡。因此，后疫情时期，港深两地未来应深挖合作潜力，争取在金融、科技、民生，以及先进制造业四个关键领域有所作为，探索创新合作模式，互相取长补短，带动周边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表 : 港深与新加坡基本信息比较表
注：股市市值数据截至 2023 年 3 月底；深圳人口数截至 2021年12月，新加坡人口数截至 2022年 6 月；其余数据截至 2022 年年底数据源：IMF、深圳政府官网CEIC 等，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整理
（一）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科创合作模式
目前，港深科创领域合作仍处于较松散的阶段。按官方统计，深圳科创的核心力量为企业端，90% 以上的研究机构、资金、人员，以及发明专利均出自当地的技术型企业，科创活动也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主。深圳创新人才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当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由于布局较晚，尚未成为创新活动的主要贡献者。香港的科创力量主要源自大学，有4至5所大学长期位列世界各大排行榜的前100名，科创活动以基础研究为主。然而，香港的产业呈现空心化特征，科创成果缺乏转化的应用场景。综合来看，由于港深两地历史的发展路径不同，虽然在落马洲河套的港深创新科技园、香港北部都会区等地区正在推进合作发展，但仍处于规划、建设的较初级阶段，两地的科创资源尚未形成合力。
未来，港深两地应努力发展产学研一体化的科创合作模式。一是两地政府合作共同引进全球知名的大型科技企业，进驻港深合作的科技园区，带动相关产业链快速发展，并起到示范作用；二是持续推动两地知名大学在对方设立分校，加强基础研究领域合作，互相取长补短。设立政府专项基金，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创办一批 0-1 科创企业；三是进一步增加科研要素流动的便利性，如构建两地科研数据的跨境共享平台、智能化科研人员跨境工作的身份核查、吸引境外的高端技术移民、简化科研设备入境手续等；四是探讨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内设立一个“科创特区”，由港深政府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目标吸引境外科创企业入驻，科创成果两地共享。
（二）打造规则和体系全面对接的金融合作模式
目前，港深金融领域合作以管道式为主。根据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深圳综开院于 2023年4月发布的“第33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香港和深圳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分别位列第4和第12。作为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香港在营商环境、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声誉及综合因素等五大指标的整体表现均高于深圳。而深圳金融领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金融科技细分指标方面，全球排名第4，显著高于香港的第14。过去，深圳一直是对接香港金融市场规则和机制的主要试点地，从2015年开始的基金互认，到后来的港深通、债券通、理财通，再到2022年的ETF通和互换通，为来自香港的境外投资者投资内地，以及内地投资境外市场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渠道，也为内地金融市场高质量对外开放累积了不少宝贵经验。
未来，港深两地应努力发展规则和体系全面对接的金融合作模式。一是进一步扩大两地互联互通产品的范围。广度方面，可研究进一步增加纳入互联互通范围的股票、基金、债券等产品类别。深度方面，可考虑探索将保险、大宗商品现货、期权、绿色资产交易等逐步纳入互联互通范围；二是协同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探索扩大香港人民币计价产品的范围，丰富人民币金融工具，同时鼓励内地各级政府及企业来港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三是建议设立港深或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定期或不定期会晤协商，从监管层面协同有序推进港深在不同的法律、税率、货币、金融体系下有效合作。
（三）实现由“硬联通”到“软联通”和“心联通”的民生合作模式转变
目前，港深两地民生领域“硬联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民生是两地合作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交通方面，港深已拥有7个陆路口岸，2 条铁路路线，深圳有2个水运码头与香港通航；医疗方面，港大深圳医院于2012 年落成，在深圳居住工作的港人可选择在此就医，并通过“港澳药械通”试点境外的13种药品和9种器械；教育方面，深圳2001年建立了港人子弟学校，并获香港教育局承认，毕业生可参加香港中学派位；生活方面，港人常用支付工具（如支付宝香港、微信支付香港等）已可在深圳部分场景使用。
未来，港深两地应努力发展“软联通”和“心联通”的民生合作模式。一是平等对待港深的流动劳动者。取消对非本地的劳动者的歧视性或障碍性措施，实现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平等对待。保障劳动者的家庭成员有权自由地在另一城市内居住，子女有权在另一城市接受教育，待遇与当地居民相同；二是合理平衡湾区内跨境劳动者的税赋和补贴水平。深圳等大湾区多个内地城市鼓励港澳居民到内地工作，开始由当地政府补贴超过港澳个人所得税部分的差额。但内地居民由于落户在内地而工作在港澳，被视为内地纳税人，需要补交税务差额。建议考虑修例令内地人在香港工作期间可按香港税务标准缴税；三是探索在部分专业领域试行“一试通两地”的做法。港深专业机构对接，研究在香港专业认证考试中适当增加内地部分考试内容，考生通过考试后可同时获得两地的资格认证。
（四）实现由金融服务提供商到战略伙伴的先进制造业合作模式转变
目前，港深两地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主要合作模式是香港为深圳相关产业提供金融服务。深圳已建立了完善的、具较强竞争力的工业生态体系，其中四个产业集群（新一代信息通讯、先进电池材料、高端医疗器械、智能装备）进入了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截至2022年底，深圳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逾2.3万家，总数全国第2、密度全国第1，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8年位居全国首位，境内外上市企业数目超500家。香港金融业作为境外投资境内的重要桥梁，亦积极参与深圳先进制造业发展，以贷款、现金管理、IPO 上市、发债等形式提供金融服务支持。
未来，港深两地应努力发展成为“产业＋金融”战略伙伴的合作模式。一是发挥两地优势拼船出海。香港金融机构与深圳产业企业缔结战略联盟，共同开发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参与全球产业链构建与重组；二是聚焦支持深圳重点产业园区。推动优质企业到港上市和发债，并探索逐步扩大QFLP试点，引导港资在深圳开展股权、私募、创投等业务；三是携手推动深圳产业绿色发展。发挥香港绿色金融优势，以双碳目标为基点，支持深圳相关企业可持续转型发展。
四、金融业在港深协同发展中的作用与机遇
综上所述，港深未来合作需要在科技、金融、民生，以及先进制造业四个领域有所突破，以应对其他地区的竞争。而金融业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亦应积极发挥自身作用，把握跨境业务新机遇，协助推动港深协同向纵深发展。
（一）把握民生金融机遇，推动港深民生服务便利化
港深协同发展，两地居民交往频繁，金融业应积极推进民生金融服务便利化发展。一是保险业务。香港保险业凭借自身费率低、回报高、保障全面等比较优势，吸引更多深圳及广东省其他城市居民来港购买保险，并带动香港跨境生活或工作人士增加购买本地保险；二是跨境理财业务。跨境理财通打开了巨大的内地理财客户市场。香港银行业未来应就跨境销售、扩大试点范围、增加产品种类等方面提出意见，争取政策突破，进一步深化服务范畴；三是跨境电子支付业务。后疫情时期，数字化金融服务需求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业应充分发挥本地客户基础好的优势，积极拓展更多的本地及跨境服务场景，增加在两地电子支付标准统一时的话语权；四是跨境按揭业务。港深两地深化融合，港人北上买楼按揭业务需求大。香港银行业应进一步扩大内地楼盘覆盖范围，利用集团两地皆大优势，简化客户身份认证、资产认证等方面业务流程，优化客户体验。
（二）把握科技金融机遇，推动港深科创互补发展
科技水平决定了各地经济未来的发展动力。港深两地政府不约而同地将科技创新定位为自身的施政重点。深圳科技方面发展势头较好，已培育了华为、腾讯、大疆等数个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2021 年全市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高达5.5%。香港特区政府也于2021年10月提出了以科创为主要产业的 “北部都会区 ”发展规划，并得到了深圳等内地各级政府的积极响应。大型金融机构亦应积极参与两地合作方案的讨论与构建，提供相应的配套金融服务建议。此外，考虑到正在建设中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创新科技园，金融业可参与推动香港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与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完备的制造业、营销与服务产业链相连接，达到科研与产品应用相结合，促进两地科创产业协同发展，紧抓科技金融服务机遇。
（三）把握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推动离岸市场深化发展
2023年3月，人民币在内地跨境贸易中的使用量首次超越了美元。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香港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可携手深圳在跨境贸易、跨境发债、跨境投资等领域合作，持续完善人民币使用场景，服务深圳企业“走出去”的各种需求。另一方面，香港可发挥本地市场资金充裕的优势，持续完善人民币计价产品体系，服务深圳企业的融资、资金管理等方面需求。此外，香港金融业还可借助深圳在数字人民币领域的经验，两地合作研究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发行、支付、结算等场景，提早介入场景设计，争取业务先机。
（四）把握绿色金融机遇，推动港深共同融入全球ESG发展大局
深圳是国家首批低碳试点、碳交易试点城市，以及可持续议程创新示范区，在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由于内地绿色金融领域整体起步较晚，仍存在缺乏受世界认可的绿色标准、碳市场发展水平较低、境内外绿色资本尚未有效联通等问题。因此，香港金融业可利用自身绿色金融领域的领先优势，紧抓相关机遇，与深圳等内地政府连手，积极服务相关需求：一是推动深圳与香港率先引入并落实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打通港深绿色金融服务带；二是加强绿色金融评级机构跨境合作，为深圳绿色金融提供第三方认证，提高市场信用度；三是推动深圳政府及企业在香港发行绿色债券，以及引入绿色QFLP 基金，通过前海自贸区投资大湾区及其他地区绿色项目
（五）把握RCEP实施机遇，推动港深合力开发东南亚市场
香港一直扮演着内地与东盟之间投资和贸易的桥梁角色。投资方面，截至2019年底，东盟经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占比约为20%，而内地经香港对东盟的投资占比约为42%；贸易方面2022年1月RCEP 全面生效后，成员国之间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实施，内地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持续紧密，双方互为对方的第1大商品贸易伙伴已超过3 年。香港作为双方贸易桥梁，亦与东盟之间保持在贸易额前5位。因此，未来香港可发挥在金融、法律、会计、风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优势，以及自身与东盟在历史文化，以及法律体系相近性的优势，深圳可发挥在实体产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优势，两地金融业应善用两制之利，探索搭建跨境合作平台，推动两地企业及机构以香港为基地拼船出海，共同开发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捕捉全球产业链重组带来的机遇。
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院长 韩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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