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競爭力排名看香港未來努力方向
香港回歸祖國26 年以來， 雖歷經97 亞洲金融風暴、03非典侵襲、08全球金融危機和COVID-19 疫情等種種挑戰，但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經濟保持繁榮穩定，國際競爭力排名穩居全球前列。隨着疫情影響的消散，預計香港未來幾年國際競爭力排名將有所回升。建議社會各界協同合作，全力推進科創基礎設施建設，共同提升香港的營商效率， 並對高物價、老齡化等問題及早採取應對措施，從而不斷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一、香港的總體排名
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下，其創造增加值和國民財富持續增長的能力。具體而言，國際競爭力關注某一地區經濟運行的事後結果和未來發展潛能，包括決定經濟運行的各種客觀因素和體制、管理、政策及價值觀念等主觀因素，是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綜合競爭能力的一種系統、全面的反映和評價。
回歸祖國以來，香港在經濟發展領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和榮譽。和全球同期發展相比，香港人均GDP增速顯著快於全球平均增速。以世界銀行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價體系，香港2021 年人均GDP 為44,481美元， 與回歸前的1996年相比上升74%，超過同時期全球53%的增速。考慮到過去30年，發展中經濟體增速總體快於發達經濟體，香港能實現人均GDP增速快於全球平均增速，是高國際競爭力的最佳體現。
從國際排名來看，目前，世界上較為常用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主要有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和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其中，前者從1979年開始就對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進行評價，是國際上從事競爭力評價最著名的機構之一。自2004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通過環境、市場、人力資本、創新生態4大維度及12個子維度，採用等權重的方式對選定的141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綜合評價，進而給出排名。香港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排名由2005 年的第14名穩步上升至2019年的第3名。2020年起，因COVID-19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導致多項資料缺失，世界經濟論壇暫停公布排名。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自1989 年開始發布全球競爭力報告，是國際上知名度和關注度較高的競爭力指標排名體系。該報告綜合考慮經濟表現、政府效率、營商效率，以及基礎建設4個維度，並下設20個子維度，共對64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排名。其底層指標由客觀數據、問卷評價及背景資料，共三百多個個指標構成。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賦予客觀數據更高權重，客觀數據和主觀評價在綜合得分中分別佔2/3和1/3。自回歸祖國以來，香港一直在該排名上名列前茅，過去幾年受新冠疫情的影響，香港的排名總體有所下降，在最新出爐的2023年全球競爭力排名中，香港位列第7。
由於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體系大體類似，而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只更新到疫情前的2019年，接下去我們將着重分析香港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排名情況，來探究香港未來努力方向。
二、優勢與不足
2023年6月，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布新一期的全球競爭力報告《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Booklet 2023》，對所選的64個經濟體在2022年的表現進行排名。香港在該報告中排名第7，相比於2022 年第5 的排名略有下降。總體而言，香港在法制、稅收政策、國際投資與貿易等領域仍極具優勢，但在物價和本地經濟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具體而言：
在經濟表現上，受疫情影響拖累，香港排名僅第36。2022年初，香港新一波疫情嚴重打擊經濟活動和氣氛，使得原本正在復蘇的經濟再受重創，疊加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和世界主要央行急劇收緊貨幣政策，全年GDP 錄得3.5%的跌幅，在經濟表現這一子項中排名56，嚴重拖累了香港的總排名。在就業方面，2022年初新一波疫情阻斷了就業市場復蘇進程，接觸密集型行業在嚴厲的社交距離規定下不得不採取裁員的措施，到4月失業率曾回升到5.4%。其後隨着疫情趨勢性受控，失業率又重回下降通道，到年底降至3.5%，但仍高於疫情前3% 左右的失業率。在就業這一子項中，香港排名僅為45。此外，香港土地資源稀缺，人口密集，城市化程度極高，一直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地區之一，在物價這一子項中排名第64。而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方面，香港仍極具競爭力，排名分別為第5和第3。在“一國兩制”下，《基本法》賦予香港單獨的關稅區地位，並允許香港以單獨成員參與世界貿易組織和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根據世貿組織的資料，在2021年，香港是全球第6大商品貿易經濟體，也是全球第20大商業服務經濟體，並與31個海外經濟體簽訂了22份投資協定。
在政府效率上，香港仍保持很高的競爭力，總體排名全球第2。香港法制優勢顯著，制定了明確的政策和法規，是一個重視廉潔和法治的社會，法律監管架構與國際接軌，並與時並進，在2023年的排名中繼續蟬聯全球第1。香港具有低稅率、簡單而具競爭力的稅制。香港稅務的優勝之處在於只設三項直接稅：利得稅、個人薪俸稅和物業稅。香港是世界上企業稅最低的地區之一，企業及個人客戶可於香港享有簡單透明的稅制，以及低廉的稅負，在2023年稅收政策排名中，香港位列第3。公共財政方面，受疫情影響，香港2022至23年度錄得1,398億港元赤字，是史上第2 高的水平，導致排名相較於往年有所下降至第8，但目前香港財政儲備仍超過8,000 億港元，儲備水平穩健。此外，香港採用“一國兩制”的體制，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在體制這一子項中香港排名11，總體較為穩定。由於歷史、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響，香港形成了複雜而多元的社會框架，在社會框架這一子項排名中，香港近些年穩中有升，在2023年的全球競爭力中位列第28。
在營商效率上，受疫情拖累，香港排名有所下降，位列第11，各子項排名亦有所下降。受2022年初香港本地新一波疫情衝擊，香港實施了嚴格的防疫措施，與外界無法通關，嚴重影響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生產效率這一子項的排名從2022年的第6下滑到2023年的第12。香港一直都是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在銀行、保險、資管、外匯交易、專業服務、金融監管等領域位居全球前列。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香港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業積極協調，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金融系統和市場運作基本暢順。不過股市受疫情影響較大，2022年港股波動性加劇，恒生指數反覆向下，到10月份曾跌至14,59點。IPO也大受影響，拖累了金融項的排名，至第13。香港的勞動市場高度競爭，並涵蓋廣泛的行業領域，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多元化的市場，不過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對香港勞動市場的競爭力有所影響，勞動市場子項排名從2022年的20微跌至2023年的24。從營商效率的角度看，香港的管理被廣泛認為是高效、靈活和透明的，具體體現在簡化的商業註冊和辦理業務流程，法制體系公正透明。管理在2023年的排名中仍然較為強勁，位列第6。此外，香港在價值觀這一子項排名上有所回升，從2022年的第16升至2023年的第11。
在基礎建設上，香港大體維持穩定，排名全球13。香港在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優勢顯著，香港國際機場曾多次被評為全球最佳機場和最繁忙的客運機場之一、全球最大的航空貨運中心之一；同時，香港是全球頂尖的海空貨運樞紐，全球最大的貿易港之一。此外，香港公共交通網絡準確可靠，巴士、輪渡、的士、地鐵和電車四通八達。新冠疫情影響下，香港與外界交通不暢，同時一些重要基建工程有所擱置，導致香港在基礎設施這一子項中排名11，雖與2022年排名持平，但與5年前的第3相比下降不少。香港在科技這一子項上排名穩中有升，2023年排名第5，相比2019年的第18提升不少。主要得益於香港對科技越來越重視，也將創新科技作為本輪經濟轉型的重中之重。過去幾年，特區政府投放超過上千億港元支持發展創科，本地的研發總開支也上升迅速，初創企業生態系統蓬勃發展，科學園及數碼港的研發及工作空間供不應求。香港的科學排名穩定在23-24左右，健康環境排名有所上升，從2019年的20穩步上升至2022年的18，再到今年的16。此外，香港的教育排名也呈上升趨勢，從2019年的16一路上升至今年的第9。香港高校近些年在全球大學排名中屢創佳績，在2024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共有5 所大學躋身全球前100強。
三、趨勢與建議
2023年以來，新冠疫情對香港的影響大幅減弱，香港已於年初實現與外界通關，經濟迎來穩步復蘇，預計香港未來幾年國際競爭力排名將有所回升。建議社會各界協同合作，全力推進科創基礎設施建設，共同提升香港的營商效率，並對高物價、老齡化等問題及早採取應對措施，從而不斷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今年以來，香港經濟穩步復蘇，利好國際競爭力排名的提升。本地經濟增長是國際競爭力排名的最重要指標，不僅涉及的指標最多，加總的權重也最大。新冠疫情爆發後，香港經濟屢遭重創，也是近些年香港在國際競爭力排名中有所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今年以來，新冠疫情對香港的影響大幅減弱，香港已於年初實現與外界通關。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上升2.7%，是連續4 個季度負增長後的首次上升，其中消費、投資等數據有大幅好轉，失業率也是穩步下降，利好本地經濟、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就業、生產效率、公共財政、勞動市場、金融等相關子項排名的提升。往前看，香港有望在近期正式加入RCEP，疊加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利好因素，香港已開啟後疫情時代發展新篇章，預計香港未來幾年國際競爭力排名將有所回升。
建議社會各界協同合作，共同提升香港的營商效率。疫情這三年，香港的營商效率受物理硬約束的影響有所下降，目前正在全力恢復的過程中。其實，要提升香港的營商效率，不單單是政府的職責，更需要社會各界的通力合作。建議特區政府進一步簡化商業註冊和辦理業務的行政程序，縮短審批時間，並加強法制和監管體系，確保透明度和可預測性，以吸引更多的投資和創業活動。建議香港在各個層面推動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多的在線服務和數字化平台，方便企業和個人辦理業務，提高效率和便利性。建議繼續投資和改善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通訊、能源等領域，為企業提供高效的運營條件。建議鼓勵公私合作，建立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良好合作機制，共同推進營商環境的改善。唯有從各個方面共同努力，香港的營商效率才能在短時間內快速提升，進而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建議全力推進科創基礎設施建設，緊盯打造國際科創中心的目標。國家“十四五”規劃在鼓勵香港繼續保持強項的基礎上，明確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擁有頂尖的基礎科研力量，原始創新能力居亞太區前列，五大高校進入世界大學100強，同時在知識產權保護、對全球科研人才的吸引，以及一流的金融配套服務等軟基建方面優勢顯著，但在科技“硬基建”方面，仍存在很大的不足。“創新科技是啟動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建議穩步落實2022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制定產業藍圖，運輸基建先行，支援初創企業這三個方面的政策，加大科創基礎設施建設力度，鼓勵香港與世界最前沿科技保持溝通，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產業快速發展。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框架下，加快香港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建設，開拓香港發展科創產業、宜居空間和高教平台，為香港和國家的創新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和人才支持。
建議關注高物價、老齡化加劇等問題，及早採取應對措施。香港高物價，最大根源是高房價，建議香港政府以“供給側改革”作為政策發力點，多管齊下，大幅增加房屋供給，精簡流程加快建屋速度，跟上市民日益增加的對房屋的剛性需求，也可以考慮將商業私營地產與民生公營地產適度分離，在通過降低房價來降低物價的同時，也避免了房價大幅波動帶來的影響。老齡化方面，目前，香港65歲及以上的比例已達到21.4%，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香港的老齡化問題還呈現出不斷加劇的趨勢，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發布的《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到2069年，香港65歲及以上長者佔比將上升至38%，這對香港的勞動市場是一個巨大隱患。建議政府及早採取應對措施，可以考慮制定更積極的人才吸納政策，鼓勵生育，同時擴大試點港人大灣區養老等政策選項。
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經濟研究員 陳蔣輝
港深協同發展新模式探析
國家 2019年2月對外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至今已逾4年時間。這期間經歷了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美聯儲急速加息、地緣政治風險升溫等諸多方面衝擊，大灣區整體呈現出發展穩健、經濟韌性強的態勢。面對全球其他區域的激烈競爭，大灣區未來需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發展模式，特別是核心城市之間協同合作模式。港深作為境外與境內最重要的兩個核心城市，地理相鄰、文化相通、利益相融，被寄予厚望。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港深在大灣區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合作歷史，探究兩地在金融、科技、民生、先進製造業等關鍵領域的合作模式，並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金融業在港深協同發展中的作用及機遇。
一、港深的角色與定位
香港和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具代表性的兩個城市，一個是境外著名的全球金融中心，另一個是境內最具活力的開放性樣板城市。從大灣區整體規劃層面來看，兩個城市分別承擔着金融引擎和科技引擎的作用，是大灣區整體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的火車頭。
（一）香港承擔金融引擎角色
香港長期位列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前4位，金融服務業整體實力雄厚，是大灣區乃至整個內地發展的金融引擎。據市場公開資料，香港擁有全球100家頂尖銀行中的78家，基金管理業務規模處於亞洲領先地位；股票市場市值處於全球第7位和亞洲第4位（2023年3月底），保險業務是全亞洲最集中的地點，債券市場是亞洲機構發行國際債的區域中心，私募基金市場位列亞洲第2。同時，作為中西交流的窗口，香港是內地資本市場開放的首選試點城市，一直是內地與境外市場之間的“超級聯繫人”，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境外的首站，也是境外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橋頭堡。
具體來看，香港的金融引擎角色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內地企業境外融資的首選平台。目前，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數目佔比超過一半，市值佔比約八成；二是內地金融市場開放的試驗場。股票通、債券通、理財通、私募通、互換通等互聯互通產品均率先於香港試點；三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先行者。長期以來，香港離岸人民幣清算量佔全球比例高達七成以上；四是內地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助推器。香港有能力成為內地綠色融資、綠色標準對接、碳市場建設的重要貢獻力量；五是內地金融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已逐漸成為內地應對全球大變局的金融防火牆，在金融風險監控、應對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二）深圳承擔科技引擎角色
深圳被市場稱為“中國矽谷”，連續4年在科技部與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發布的國家創新型城市創新能力評價中位列第1，已實質成為大灣區發展的科技引擎。按官方公布數據， 2022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達到了1.33 萬億元人民幣，佔全市生產總值比例提升至41.1%，工業總產值和工業增加值均為全國城市第1名。高新技術企業數目達2.3萬家，全國第2位。
具體來看，深圳的科技引擎角色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大灣區科創成果產業化的重要平台。深圳已初步具備科創產業的聚集效應，過去曾成功培育華為、騰訊、大疆等數家大型科技企業，有效促進了科技創新，以及人才匯聚。此外，按深圳政府部門統計，香港高校已在深圳累積設立了 88 個與產業相關的研究機構，孵化了265家科技企業；二是灣區科技產業發展的頭雁。深圳大批的科技頭部企業具有引領作用，賦能產業鏈上下游配套企業，帶動了周邊城市共同發展，共同打造科技產業生態；三是港深科創合作的主要推動者。港深兩地政府正以“一區兩園”的模式，共同推進建設大灣區內唯一的科創主題平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目標在於重點發展醫療科技、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機械人、新材料、微電子、金融科技等六大領域；四是港澳科創活動的資助者。按深圳政府部門數據，2019年至今，深圳累積資助港深澳科技項目逾 2 億元人民幣，其中9,730萬元已投入跨境科研活動。
二、港深合作歷程
港深合作始於內地改革開放，香港企業以深圳為橋頭堡大舉進軍內地。雙方合作領域，由製造業逐步延伸至民生、金融、科技等領域，合作模式先後經歷了單向輸出、雙向交流，以及全面協同發展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單向輸出模式
內地改革開放初期，香港曾單向地向深圳輸出資本、設備、技術、人才與管理經驗，成就了雙方“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也大大促進了深圳製造業加香港服務業的兩地分工格局的形成。過程中，香港憑藉資本技術雄厚、對外服務能力強等優勢，負責境外訂單承接、市場營銷，以及新產品設計等功能，扮演“店”的角色；深圳則憑藉運營成本低、資源充裕等優勢，承擔製造、加工、裝配、倉儲等功能，扮演“廠”的角色。據市場公開資料顯示，改革開放後的20年期間，香港向深圳累積投資總金融超70億美元，成功助力深圳經濟實現騰飛。
（二）第二階段雙向交流模式
香港回歸前後，隨着深圳經濟實力的不斷發展壯大，越來越多企業或機構開始拓展境外業務，並以香港作為境外的首個停靠站，標誌着港深兩地的合作關係實現第一次升級，即從單向輸出變為雙向交流。過程中，境外資金與技術仍以香港為主要中轉站，源源不斷地流向深圳等內地城市，參與當地經濟建設。同時，以深圳為代表的內地資金、技術方案等開始投向香港，積極參與香港社會建設，並以香港為區域或全球總部進一步拓展境外業務。據市場公開資料，深圳目前已累計在香港設立企業及機構超 6,000家，累計協議投資金額超400億美元。
（三）第三階段全面協同發展模式
2019年國家頒布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隨後幾年內地各級政府先後發布各類政策支持文件約30份，涵蓋民生、金融、科技、跨境等諸多領域，旨在推進大灣區進一步深化發展，實現協同共贏，打造成為世界級灣區。同時，近年香港轉型發展的社會呼聲越來越高，“融入大灣區、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倡議已漸漸成為香港社會各界的共識，深圳等大灣區城市亦提出要與香港進行規則銜接及機制對接，標誌着港深合作關係開始第二次升級，即由雙向交流進一步會提升至全面協同發展。
三、港深合作步入深水區
港深作為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未來發展潛力較大。若將兩個城市的主要經濟指標加總計算（見表），2022年的生產總值已進入全球前20大經濟體之列，其餘規模類指標（如人口、面積、金融機構存貸餘額、股市市值、海空港吞吐量等）均大幅拋離亞洲近鄰新加坡。因此，後疫情時期，港深兩地未來應深挖合作潛力，爭取在金融、科技、民生，以及先進製造業四個關鍵領域有所作為，探索創新合作模式，互相取長補短，帶動周邊城市實現高質量發展。
表 : 港深與新加坡基本信息比較表
註：股市市值數據截至2023年3月底；深圳人口數截至2021年12月，新加坡人口數截至2022年6月；其餘數據截至2022年年底資料來源：IMF、深圳政府官網CEIC等，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整理
（一）構建產學研一體化協調發展的科創合作模式
目前，港深科創領域合作仍處於較鬆散的階段。按官方統計，深圳科創的核心力量為企業端，90%以上的研究機構、資金、人員，以及發明專利均出自當地的技術型企業，科創活動也以科技成果產業化為主。深圳創新人才主要來自全國各地，當地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由於布局較晚，尚未成為創新活動的主要貢獻者。香港的科創力量主要源自大學，有4至5所大學長期位列世界各大排行榜的前100名，科創活動以基礎研究為主。然而，香港的產業呈現空心化特徵，科創成果缺乏轉化的應用場景。綜合來看，由於港深兩地歷史的發展路徑不同，雖然在落馬洲河套的港深創新科技園、香港北部都會區等地區正在推進合作發展，但仍處於規劃、建設的較初級階段，兩地的科創資源尚未形成合力。
未來，港深兩地應努力發展產學研一體化的科創合作模式。一是兩地政府合作共同引進全球知名的大型科技企業，進駐港深合作的科技園區，帶動相關產業鏈快速發展，並起到示範作用；二是持續推動兩地知名大學在對方設立分校，加強基礎研究領域合作，互相取長補短。設立政府專項基金，鼓勵大學生創新創業，創辦一批 0-1科創企業；三是進一步增加科研要素流動的便利性，如構建兩地科研數據的跨境共享平台、智能化科研人員跨境工作的身份核查、吸引境外的高端技術移民、簡化科研設備入境手續等；四是探討在香港北部都會區內設立一個“科創特區”，由港深政府共同規劃、共同投資、共同建設，目標吸引境外科創企業入駐，科創成果兩地共享。
（二）打造規則和體系全面對接的金融合作模式
目前，港深金融領域合作以管道式為主。根據英國智庫Z/Yen集團和深圳綜開院於 2023年4月發布的“第 33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GFCI）”，香港和深圳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分別位列第4和第12。作為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香港在營商環境、金融體系、基礎設施、人力資本、聲譽及綜合因素等五大指標的整體表現均高於深圳。而深圳金融領域的優勢主要體現在金融科技細分指標方面，全球排名第4，顯著高於香港的第14。過去，深圳一直是對接香港金融市場規則和機制的主要試點地，從2015年開始的基金互認，到後來的港深通、債券通、理財通，再到2022年的 ETF 通和互換通，為來自香港的境外投資者投資內地，以及內地投資境外市場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渠道，也為內地金融市場高質量對外開放累積了不少寶貴經驗。
未來，港深兩地應努力發展規則和體系全面對接的金融合作模式。一是進一步擴大兩地互聯互通產品的範圍。廣度方面，可研究進一步增加納入互聯互通範圍的股票、基金、債券等產品類別。深度方面，可考慮探索將保險、大宗商品現貨、期權、綠色資產交易等逐步納入互聯互通範圍；二是協同推動人民幣跨境使用。探索擴大香港人民幣計價產品的範圍，豐富人民幣金融工具，同時鼓勵內地各級政府及企業來港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三是建議設立港深或大灣區金融監管協調機構。定期或不定期會晤協商，從監管層面協同有序推進港深在不同的法律、稅率、貨幣、金融體系下有效合作。
（三）實現由“硬聯通”到“軟聯通”和“心聯通”的民生合作模式轉變
目前，港深兩地民生領域“硬聯通”已取得階段性成果。民生是兩地合作的重點領域，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已取得長足進步。交通方面，港深已擁有7個陸路口岸，2條鐵路路線，深圳2個水運碼頭與香港通航；醫療方面，港大深圳醫院於2012年落成，在深圳居住工作的港人可選擇在此就醫，並通過“港澳藥械通”試點境外的13種藥品和9種器械；教育方面，深圳2001年建立了港人子弟學校，並獲香港教育局承認，畢業生可參加香港中學派位；生活方面，港人常用支付工具（如支付寶香港、微信支付香港等）已可在深圳部分場景使用。
未來，港深兩地應努力發展“軟聯通”和“心聯通”的民生合作模式。一是平等對待港深的流動勞動者。取消對非本地的勞動者的歧視性或障礙性措施，實現工作條件和社會福利方面的平等對待。保障勞動者的家庭成員有權自由地在另一城市內居住，子女有權在另一城市接受教育，待遇與當地居民相同；二是合理平衡灣區內跨境勞動者的稅賦和補貼水平。深圳等大灣區多個內地城市鼓勵港澳居民到內地工作，開始由當地政府補貼超過港澳個人所得稅部分的差額。但內地居民由於落戶在內地而工作在港澳，被視為內地納稅人，需要補交稅務差額。建議考慮修例令內地人在香港工作期間可按香港稅務標準繳稅；三是探索在部分專業領域試行“一試通兩地”的做法。港深專業機構對接，研究在香港專業認證考試中適當增加內地部分考試內容，考生通過考試後可同時獲得兩地的資格認證。
（四）實現由金融服務提供者到戰略夥伴的先進製造業合作模式轉變
目前，港深兩地在先進製造業領域的主要合作模式是香港為深圳相關產業提供金融服務。深圳已建立了完善的、具較強競爭力的工業生態體系，其中四個產業集群（新一代資訊通訊、先進電池材料、高端醫療器械、智能裝備）進入了國家先進製造業集群名單。截至2022年底，深圳擁有國家高新技術企業逾2.3萬家，總數全國第2、密度全國第1，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18年位居全國首位，境內外上市企業數目超500家。香港金融業作為境外投資境內的重要橋樑，亦積極參與深圳先進製造業發展，以貸款、現金管理、IPO 上市、發債等形式提供金融服務支持。
未來，港深兩地應努力發展成為“產業＋金融”戰略夥伴的合作模式。一是發揮兩地優勢拼船出海。香港金融機構與深圳產業企業締結戰略聯盟，共同開發東南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參與全球產業鏈構建與重組；二是聚焦支持深圳重點產業園區。推動優質企業到港上市和發債，並探索逐步擴大 QFLP試點，引導港資在深圳開展股權、私募、創投等業務；三是攜手推動深圳產業綠色發展。發揮香港綠色金融優勢，以雙碳目標為基點，支持深圳相關企業可持續轉型發展。
四、金融業在港深協同發展中的作用與機遇
綜上所述，港深未來合作需要在科技、金融、民生，以及先進製造業四個領域有所突破，以應對其他地區的競爭。而金融業作為社會發展的根基，亦應積極發揮自身作用，把握跨境業務新機遇，協助推動港深協同向縱深發展。
（一）把握民生金融機遇，推動港深民生服務便利化
港深協同發展，兩地居民交往頻繁，金融業應積極推進民生金融服務便利化發展。一是保險業務。香港保險業憑藉自身費率低、回報高、保障全面等比較優勢，吸引更多深圳及廣東省其他城市居民來港購買保險，並帶動香港跨境生活或工作人士增加購買本地保險；二是跨境理財業務。跨境理財通打開了巨大的內地理財客戶市場。香港銀行業未來應就跨境銷售、擴大試點範圍、增加產品種類等方面提出意見，爭取政策突破，進一步深化服務範疇；三是跨境電子支付業務。後疫情時期，數字化金融服務需求進一步提升，香港金融業應充分發揮本地客戶基礎好的優勢，積極拓展更多的本地及跨境服務場景，增加在兩地電子支付標準統一時的話語權；四是跨境按揭業務。港深兩地深化融合，港人北上買樓按揭業務需求大。香港銀行業應進一步擴大內地樓盤覆蓋範圍，利用集團兩地皆大優勢，簡化客戶身份認證、資產認證等方面業務流程，優化客戶體驗。
（二）把握科技金融機遇，推動港深科創互補發展
科技水平決定了各地經濟未來的發展動力。港深兩地政府不約而同地將科技創新定位為自身的施政重點。深圳科技方面發展勢頭較好，已培育了華為、騰訊、大疆等數個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2021年全市研發投入佔 GDP的比例高達5.5%。香港特區政府也於 202年10月提出了以科創為主要產業的 “北部都會區 ”發展規劃，並得到了深圳等內地各級政府的積極回應。大型金融機構亦應積極參與兩地合作方案的討論與構建，提供相應的配套金融服務建議。此外，考慮到正在建設中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科技園，金融業可參與推動香港在基礎研究方面的優勢與深圳等大灣區城市完備的製造業、營銷與服務產業鏈相連接，達到科研與產品應用相結合，促進兩地科創產業協同發展，緊抓科技金融服務機遇。
（三）把握人民幣國際化機遇，推動離岸市場深化發展
2023年3月，人民幣在內地跨境貿易中的使用量首次超越了美元。隨着越來越多的國家尋求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人民幣國際化迎來了新一輪的發展機遇。香港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可攜手深圳在跨境貿易、跨境發債、跨境投資等領域合作，持續完善人民幣使用場景，服務深圳企業“走出去”的各種需求。另一方面，香港可發揮本地市場資金充裕的優勢，持續完善人民幣計價產品體系，服務深圳企業的融資、資金管理等方面需求。此外，香港金融業還可借助深圳在數字人民幣領域的經驗，兩地合作研究數字人民幣的跨境發行、支付、結算等場景，提早介入場景設計，爭取業務先機。
（四）把握綠色金融機遇，推動港深共同融入全球ESG發展大局
深圳是國家首批低碳試點、碳交易試點城市，以及可持續議程創新示範區，在綠色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績，處於全國領先地位。但由於內地綠色金融領域整體起步較晚，仍存在缺乏受世界認可的綠色標準、碳市場發展水平較低、境內外綠色資本尚未有效聯通等問題。因此，香港金融業可利用自身綠色金融領域的領先優勢，緊抓相關機遇，與深圳等內地政府聯手，積極服務相關需求：一是推動深圳與香港率先引入並落實中歐《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打通港深綠色金融服務帶；二是加強綠色金融評級機構跨境合作，為深圳綠色金融提供第三方認證，提高市場信用度；三是推動深圳政府及企業在香港發行綠色債券，以及引入綠色QFLP 基金，通過前海自貿區投資大灣區及其他地區綠色項目。
（五）把握RCEP實施機遇，推動港深合力開發東南亞市場
香港一直扮演着內地與東盟之間投資和貿易的橋樑角色。投資方面，截至 2019 年底，東盟經香港對內地的投資佔比約為20%，而內地經香港對東盟的投資佔比約為 42%；貿易方面，2022年1月 RCEP全面生效後，成員國之間的原產地累積規則實施，內地與東盟之間的經貿關係持續緊密，雙方互為對方的第 1 大商品貿易夥伴已超過3年。香港作為雙方貿易橋樑，亦與東盟之間保持在貿易額前5位。因此，未來香港可發揮在金融、法律、會計、風管等專業服務領域的優勢，以及自身與東盟在歷史文化，以及法律體系相近性的優勢，深圳可發揮在實體產業、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優勢，兩地金融業應善用兩制之利，探索搭建跨境合作平台，推動兩地企業及機構以香港為基地拼船出海，共同開發東南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捕捉全球產業鏈重組帶來的機遇。
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院長 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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